由中国民俗学会与九三学社中央文化工作委员会、学苑出版社共同主办的“文化传统与民间信仰――第二届海峡两岸民间文化学术论坛”日前在京举行，中国大陆与香港、台湾以及德国、韩国的22位学者聚集一堂。针对中华文化传统和民间信仰风俗等话题进行了热烈的高层次讨论。
什么是民间信仰？民间信仰就是底层
20世纪以来，学术界对民间信仰的价值判断有过多次的态度转变，每一次的转变都有其相应的社会背景。高丙中提出了民间信仰30年一个时段的划分。即从五四运动到现在的90年时间正好可以划分为3个阶段。五四运动发生的1919年到1949年是一个30年；1949年到1979年是一个30年；1979年到现在又是一个30年。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萧放也讲到，民间信仰在近百年来被摧残得非常厉害，民国到新中国到文化大革命的一段时间对它并不宽容，很多传统都中断了，很多的遗产需要抢救。这种对民间信仰的打击造成了非常重的恶果。就今天而言，出现了许多比较严重的社会问题，这些问题的出现和人们的信仰缺失是有直接关系的，因此我们应重视民间信仰的重建问题。
对于五四运动以来我国传统文化被割裂的原因，香港中文大学音乐系教授余少华提出了不同于传统的观点。他认为，五四运动以来，一些学者，他们从欧美留学回来，怀着满腔热血要改革中国，但遗憾的是，他们掌握的只是西方文化价值体系中的一点皮毛，根本没有触及其内涵。有些人甚至连自己的传统也不懂，就贸然地要进行改革。在没有了解中国传统的时候去改变中国的传统，出现的问题很多。因此，余少华在会上呼吁知识分子要尊重传统。
如今，面对全球范围的“申遗热”，在以西方文化为申遗标准的现状下，中华文化是否需要为了装进西方文化价值体系的框架内而扭曲变形？中国传统文化的保护目前又处于什么状态呢？学者们以生动的事例展现了目前传统文化保护的严峻现实。
对于“非物质文化遗产”这一舶来品，来自香港城市大学中国文化中心的郑培凯教授指出，应当用“文化传统”更为确切。因为所指的对象应当是存活于现实生活、当代社会里的，是要传承的，故此才是“文化传统”；而“遗产”是死去的文物，只能在博物馆展示的。字面上的不同，会导致看待这一对象的角度、立场不同，抢救和保护的方针、方法当然也会大相径庭。
台北艺术大学文化资源学院院长王嵩山曾对台湾原住民进行过长时间的考察，在看到少数族群的生存环境日益遭到破坏的境况后，王嵩山大声疾呼，要重视少数族群的生存权。他说，一个少数族群总有异于其他族群的基本观念和价值观念，一个族群消失，这个族群的文件基因就消失了。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的叶涛近两年在山东鲁西南地区做了一项关于丧葬习俗仪式的调研。以前学界调查民俗事项往往只考察其本身，而这次调研将仪式专家、民间音乐专家、民俗学者等集合起来。叶涛在发言中选取了几个例证进行说明：“比如，调查中的丧葬音乐――菏泽地区的唢呐，如果脱离了这个音乐在丧葬中的环境，它的价值就大打折扣。”就目前“申遗”的现状，叶涛也发表了自己的看法和担忧。在“申遗”过程中，为了保护一些具体的民俗事项，往往选择单独“申遗”，这就割裂了的这些民俗事项与其血肉相连的文化背景。这样的做法，显然不利于文化遗产的保护和传承。
在传统文化的传承和民间信仰的保护过程中，学者是非常重要的力量。学者应该扮演何种角色呢？与会专家认为，学者要学会和政府合作，要引导政府做有益于文化传统保护的工作。中央民族大学人类学与博物馆学教授潘守永深入分析了政府的主导和推动力、学者的学术指导与影响力这二者在传统文化传承和民间信仰的保护中的重要作用。他说，行政推动力是目前的最大资源，政府是核心力量，又是最大的规则制定者，应该试着让政府更多地接受学术共同体的想法。当然有时候政府也会有一些短期行为，这时候就需要学者们适当地提出一些意见和批评。
最后，中国民俗学会理事长刘魁立做总结发言。他认为，非物质遗产的保护工作是文化领域的拨乱反正。过去谈“文化”的时候，多半讨论的是观念性的、制度性的问题。在这一届论坛上，农业、医学、音乐、戏剧表演，这些带有社会实践特点的东西都被纳入到文化的观察当中，重视文化传统或民间信仰的功能。在民间信仰的论题下，民俗学、人类学、社会学、历史学、农学、民间音乐艺术、博物馆学、考古学、中医学等各领域的专家学者从各自的角度提出了观点，这是这届论坛在文化意义上的突破。
与会学者达成一个共识，更加深入广泛开展两岸学术交流与合作十分必要，意义重大。学者们希望论坛能够长期、连续开办下去。九三学社中央文化工作委员会主任孟白表示，有九三学社中央的支持，再加上近年来党和国家对文化学术研究的支持力度明显加大，论坛完全可能成为一个长期的、连续的学术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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